无论法治有多少地方性和多样性，但都必然具有共通性。

[24] 道和阴阳都是实有的，但也是无形的。天道，阴阳五行而已矣。

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在这里，只要研究者适当注意，就可以避免断章取义、生搬硬套的弊病。[15] 这里的法和象就是同义词，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现象。戴震的说法非常有趣： 今富者遗其子粟千钟，贫者无升斗之遗。又以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不可谓之理义。

以下，本文的主体部分将分为六小节，分别讨论规范性的有无、规范的来源、人的能力、规范性的判定：戴震命题、道德能力的培育和道德与权力等法哲学问题。[10]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岳麓书社，2010年，第10-12页。及其感而动，则欲出于性。

人物之性，咸分于道，成其各殊者，而已矣。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进于神明，即人心的官能是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或者说，将万事的规范性彻底的揭示出来，以至于不谬： 神明之盛也，其于事靡不得理，斯仁义礼智全矣。[3] 首先，就方法论而言，戴震曾经概括说：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笼统而言，上述批评可能是成立的，但难以否认，今日的法哲学研究仍有自己的肯綮和关切。

戴震也不是什么实用主义或者功利主义者，这样的高帽子太破败的，而且那些称号往往意味着戴震所反对的欲望的过度扩张。加之以学，则日进于智矣。

[41]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五。但是，每个人判定善恶是非的能力又是不同的，因为私欲和无知都会妨害到他们的判定，所以对道德能力用心培育就成为极其重要的工作。[59] 本文对戴震与康德的比较主要考虑到康德哲学在西方政治哲学和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中所处基础地位，当然也考虑到戴震和康德几乎完全处于同一历史时代。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总结：戴震的方法确实极具魅力，但是这和科学没有关系，他对理义的认识不等于自然规律，而是伦理规范、行为准则，他不是18世纪中国的新科学家，却毫无疑问的属于儒家的那个旧传统。

知其性者，知其气类之殊，乃能使之硕大蕃滋也。[53]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五。这样的准则，可当得同然二字： 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及于身之所亲者，仁其所亲也。

[60] 参见张志强：《从思想史到政治哲学——关于近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个趋势的分析》，载《哲学动态》2006年第11期，第34-38页。冶锡以为器，则其器锡也。

天垂日月，地*于山川，人之伦类，肇自男女夫妇。这正是本节乃至本文的期待。

他也说：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18] 戴震的法哲学 1、规范性的有无 西方现代法哲学用规范（norm）一词指代能够为人们所理解的行为模式，而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某一模式、是否应当，就产生了所谓规范性（normativity）的问题。结果是，无论如何，个人的道德判断都不能完全独立于政治机关所做出的另一套规范性判定。当然，一定有人会批评说一旦在规范性判定中纳入了情感因素，判断的准确性势必大打折扣，在严重的情形下还可能造成善恶是非再无确定性的后果。阴阳者，气化之男女也。凡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

[34]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六。如果非要在戴震的法哲学阐述中找到上述规范性命题最精炼的表述，那么也许是： 凡人行一事，有当于理义。

就器而别之，孰金孰锡，孰精良与孰否，才之喻也。自思想史的角度观察哲学研究，很自然地会批评后者的叙述不但相当脱离研究对象的历史角色，而且其对于第一手材料的整理剪裁非常可能破坏材料之间的原有关系，进而妨碍了历史求真的工作。

那么，究竟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和能力是什么呢？戴震说： 人之异于禽兽者，虽同有精爽，而人能进于神明也。实际上，建立在康德政治哲学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真是相当冷漠的，这不是偶然的历史遭际，而是内置于其理念的痼疾。

反言之，尽管戴震对政治的思考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并不啮合，但戴震命题未必不能与一组符合当代需要的政治目标共融。[51]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二二。在戴震这里，这个道德能力虽然由人之性所决定，但是还需要培育才行。统观戴震的法哲学可以发现：他坚定地相信人事之善恶是非真实存在。

蔡锦芳对戴震文稿的版本有一个更为详细的考证，见蔡锦芳：《戴震生平与作品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6] 苏亦工则自儒家的视角对自由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政治给出了一个极为深湛的批评，认为它们因植本于个体，囿限于小我，加之崇尚功利、煽惑斗争、迷信人为，终不免走上物我两失、天人对立、同归于尽之悲剧结局，参详苏亦工：《仁、爱与权利：兼说费孝通先生暮年的文化自觉》，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25卷第1期，第62-78页，引文在第62页摘要。

富者之子亦必如彼之日以其力致之，而曰所致者即其宫中者也。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55] 即便决策者是普通人推选的，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天下智者少而愚者多，以其心知明于众人，则共推之为智，其去圣人甚远也。

以及余英时：《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芸芸众生都有判定善恶是非的基本能力，他们都能设身处地地体会别人的感受，正因为他们能够认识到伤害行为加诸自己的痛苦，所以不应当无所顾忌地伤害别人。

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而戴震本人对这种学术品质有着高度自觉的追求： 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这也是现代法哲学的基础问题之一。[19]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八。

20世纪以降，中国最知名一些的学者对戴震的学术和思想叠予推崇，奉之为学术大师、启蒙先驱，[1]从而形成了戴学的研究传统。如果还其本来面目，戴震哲学的核心价值其实在于他所谓以己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也的是非判定法则，而这一法则使儒家传统在当代继续发展成为可能。

法哲学虽然确实牺牲掉了它和历史情境的部分关联，但它对整体感、逻辑性和条理化的追求恰恰呼应了现代法律的基本要求，从而维系着最基本的实践能力。也许可以说，戴震仍旧是《宋史》所称的道学家，只不过他并不同意朱子学的基本假设。

阴阳显示道的存在，但同样未成形质。以上所有表征又都可以用阴阳来概述。